——我七岁那年
民进铁路学校支部会员 段隆皓
我七岁那年，正值解放宝鸡。父亲在外谋生，我和奶奶，母亲住在东南城巷的老屋里。
我天生内向、羞怯、好奇，对当时发生在身边的事觉得新鲜，总想探个究竟。
一个阴霾的天气，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一抬头，望见一架飞机，飞得很低，在头顶的天空盘旋，不时地撒下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和新嘎嘎的钞票，我和伙伴们争着去捡，还没上学，传单上的字认不了几个，对钞票上印的那光头老头的老头像也不喜欢，就和伙伴们索性把它折叠成纸飞机，更有聪明的，便折叠成拐角形套成一条腰带，系在腰间，别上一把木头做的手枪，装成很神气的军官，打着，闹着，嬉戏着…… 后来才知道那是国民党逃离时撒下的金元券，印在上面的那个光头老头像就是蒋介石。
打了败仗还撒传单？我很疑惑……
没两天，家门前的城壕里热闹起来，我看见了许多伤病，三五成群，骂骂咧咧，大多头上、手、脚、四肢都缠着绷带，有的还拄着拐杖，跛着瘸着，有的躺在墙根下，一边呻吟着，一边晒着太阳；还有的吃了摊贩的吃食，不给钱，还吼道:“老子在前线打仗……受了伤……连命都快搭上了，吃你碗面皮算什么……”这是国民党溃退时留下来的伤病……，我远远地望着，不敢走近去看，我好怕，好怕。
回到家里，我急忙躲在奶奶的身后，好久才缓了过来。那些天，夜里睡觉老被噩梦惊醒。
有一天，几位解放军在居民组老沙头爷爷的带领下，住进了我家的庭房，看到他们个个威武整齐，纪律严明，我的心随着欢腾起来，站在门口好奇地望着。这场景也给着多年都清净孤寂的独家庭院带来了生机。
部队在夏房的大房桌上布了电线，安置了电台、电话，在门外房檐上、炕洞前的地上，倒水泼湿，泡软再插进地线，不一会儿发报机便嘀嘀嗒嗒的响了起来……就这样，我家的庭院便成了指挥部。
这时我听见春燕在房梁上呢喃，看见雏燕的嫩黄口时不时地在窝前张开。
从此，这里每天一大早吹起床号、集合出操、喊口号、唱军歌，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是那个时候最好听的歌。
出操回来，战士们扫院落、挑水，我家厨房里的大水缸总是满满的。
远处的枪炮声一连响了好几天，战士们每次集合，动作十分利落，就说那指战员打邦腿的动作都十分麻利、干练，那“入”字形交叉的打法，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在我脑子里。
就在部队驻扎的这些日子里，我渐渐爱上了这支部队。有四种物品，当时吸引了我，让我为此费劲了心思。
一是这些战士们头上的帽徽。五个角象星星一样，红红的，镶着金边，中间还有“八一”两个字。
我很想得到一枚，也戴在头上，该多好。我把心思说给奶奶听。
她说：“不可，徽章每人一个，比这些战士的命还贵呢。”在一旁的指导员微微笑着。听了这话，我想那比摘颗星星还难，也就不报奢望了。正好，有一天指导员休息时摘下了帽子，让我摸着，仔仔细细看了个够，总算心理上得到了满足。
二是午饭时战士们吃的红米饭。一粒是一粒，阳光下很象小红石榴籽那样好看很是诱人，每日开饭时，好几个木桶装着热腾腾地冒着香气……，指导员见我眼巴巴地盯着，便让大师傅盛给我一大碗，起初几口吃着还觉得挺新鲜，吃了少半碗，才觉得没有刚吃时那样香甜了，慢慢感到了那米饭的粗涩。
我端给奶奶尝，她吃了一口说：“这是老表们吃的饭，咱当地人吃不惯。”
我曾听奶奶讲过红颜色表示喜庆，也代表吉祥，当时，我猜想可能因为那米是红色的，所以吃了它才能打胜仗。
三是部队出发、集合时司号员的那管铜号。明晃晃的，号柄上还缠着一方红绸子，随风飘来飘去，甚是好看、那位司号员小哥哥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趁着部队的干部在开会，闲暇时，他故意让我嘴对着号嘴试看吹，我憋足了劲，吹得腮帮子鼓得老高，涎水直淌，怎么也吹不响，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，尔后困酸了好几天，还不服气，只好说：“哼！等我长大了……”
四是我快上小学了，见到邻居上学的孩子们背着书包，很羡慕，却怎么也比不上指导员背的那只。牛皮做的，厚实，方正，成年累月，经过汗手的触摸，擦的油亮亮的，怎么也不变形，我老是看着它。有许多次，指导员打给下级的电话内容都是根据那“书包”里掏出的文件念给他们的。
我想让奶奶给我买一只那样的书包，奶奶说：“那是公文包，没处卖，当官的才配有，好几十个士兵中只有一个当官的。”虽然整日我带着好奇心，围着指导员转，可那只“皮书包”我还摸都没敢摸一下。
有机会，我斗着胆子，趁着指导员办公，凑近之后想好好看看那只公文包，这才看清，他的皮盖上边也印有一只红五角星，中间不是“八一”，而是金黄色的，弯弯的镰刀，和一只斧头交叉着，这印进了我的心田，正看的出神，指导员转身过来，微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我便知趣的走开了。这时，电话里传来了前方战斗的报捷声。
我又一次把我的心事告诉了奶奶，奶奶说妈妈的针线活做的很好，而且会绣花，等我上学了，让妈妈给我做一个那样好的书包，也绣上红五星和镰刀斧头。我抱着强烈的希望，蹦着跳着出去找伙伴玩耍了。
整整的一个夏天，我都想着这件事。虽然我想要的这些东西，一件也没有得到，但我却萌生了一个愿望——长大后一定要当个像指导员那样的军人。如果当不上至少也能当个像司号员哥哥那样的战士，能吹号、能打枪、能给指导员背公文包，让他好指挥部队多打胜仗。
远处的枪声渐渐的稀疏了，经过几次的战斗，宝鸡解放了，部队也要转移了。
院子照样打扫得很干净，照样给厨房的水缸挑满了水，不一会警卫员买回来一张纸，指导员望着庭院，时而抬头看了看屋里的燕子窝，时而沉思着，接着从那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根墨锭，一个小砚台，一支笔和一盒颜料，警卫员磨好了墨，整个方桌都被摆满了，屋子里飘着《金不换》的墨香。指导员胸有成竹，挥洒着水墨丹青，画出了一幅牡丹开，燕子翻飞，名叫《富贵吉祥》的画，稍一会便贴到了往日挂中堂的墙上，给奶奶说：“老太太，祝您老人家吉祥、平安、幸福……”。
说完，没等我们送别，就急匆匆集合队伍出发了，我埋怨奶奶和妈妈没能留住指导员、司号员小哥哥和那支队伍，流着眼泪，悻悻的回屋去了。
秋天，我上学了。妈妈确实给我做了一个绣花书包，书包盖上也确实绣了五角星，却没有斧头和镰刀。为这，我哭闹了好几天。奶奶让妈妈抽空给我在书包上添上了，却怎么看，也不如指导员公文包上的好看。妈妈耐着性子熬夜给我换了两次，都不能让我满意。我到处找着那图案，妈妈绣花的粉本上没有，书店的小人书上也没有，只好作罢，心想，等我长大了自己画，自己绣。
冬天的一个晚上，居民们被召集在龙王庙开会。半夜，奶奶回来给妈妈说谢指导员已经是土改、查田定产工作队的专员了，听了这话，我兴奋得好久都没能入睡。
没几天，我见到他，已经不戴帽子，也不打绑腿了，五短的身躯穿的还是那身灰布棉军装，平底布鞋，还是那张我熟悉的笑眯圆脸，只是口袋里多了一支关勒铭钢笔，往日的英武又多了几分儒雅。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，好久不想松开。
以后的日子，清匪反霸，戒毒镇反，送公粮支前，谢指导员领导着大家事事在前。
在那风风火火的年月，欢腾的锣鼓声中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大家都动员起来了。连邻居的姨妈，姑姑们都剪去了发髻和长辫，留了解放头，带着八角帽，举着镰刀斧头，腰里系着红绸扭起了秧歌，其中，谢专员是扭的最洒脱的。
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夜，通街的五角星的红灯笼和镰刀斧头灯，将整个山城映的通红通红。
这一幕，在我同年纯真的心田里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许多往事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淡漠了，忘却了，可谢指导员那张和蔼可亲，笑眯眯的圆脸，连同那公文包盖上印有的镰刀斧头的红五角星，一直在我的心中。那年我七岁。
（编 辑：同咏梅）
